余荣华：牵住北京发展的“牛鼻子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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玉容花

建立行政分中心是北京城市布局调整的重要举措。

但是，如果只关注“谁是次中心”，就会偏离协调发展的本质，跟不上北京城市变化的步伐。

《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》自今年4月30日经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以来，一直是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。公众关心的是中央政府的顶层设计以及如何在北京、天津和河北实施。

7月10日至11日，北京市委十一届七中全会表决通过了《关于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意见》，确定了北京市实施国家协调发展战略的时间表和路线图:北京市按照2017年、2020年和2030年三个时间节点，部署四大目标和任务:解散非首都职能，提升首都核心职能，控制人口规模，治理北京“大城市”

方案公布后，“通州升格为北京行政中心”成为近日最热门的新闻，一些媒体认为“尘埃落定”。毫无疑问，建立行政分中心是北京城市布局调整的一项重大举措。

2008年奥运会和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后，北京这座历史名城已成为一座充满活力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，但在多年的发展过程中，也积累了日益突出的交通拥堵、空气污染等“大城市病”。从表面上看，城市、人口、生态环境和资源承载力之间的巨大矛盾更加发人深省。同时，北京的虹吸效应对周边城市也会产生不利影响。

这是京津冀协调发展战略的现实基础，也决定了京津冀协调发展战略的目标:同时解决北京的“大城市病”和区域发展问题，建设现代化的新首都圈和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，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支撑带。

在这一国家战略中，北京必须重新思考在新时期建设什么样的首都以及如何建设。

长期以来，北京的城市定位不够清晰。“强大的工业基地”曾是北京的“名片”，而“经济中心”也被写入城市总体规划。功能高度发达的城市可能不适合承担资本功能。积累了太多“一般功能”的资本也容易过载。首都城市“国家政治中心、文化中心、国际交流中心、科技创新中心”的战略定位确立后，城市功能的“核减”和非资本功能的缓解势在必行。

目前，聚集在北京的非资本职能主要包括:一般制造业、区域物流基地和批发市场、中心城市的超密集型教育和医疗资源，以及一些行政、商业和服务单位。

辩证地看，既要认识和肯定它对首都发展的历史贡献，又要清醒地认识它与城市定位的现实错位，看到它对首都发展的负面影响日益明显。

只有有序化解非资本职能，北京才能实现其战略定位。这是京津冀协调发展的关键环节和重中之重，也是解决北京“大城市病”的根本政策。

目前，北京最突出的问题是人口的快速增长。前几年确定的1000万、1250万和1800万人口控制目标一再被突破，各种“大城市疾病”大多与人口有关。人们聚集在北京的根本原因，不管他们是永久居住还是临时居住，是北京承载了太多的功能。只有具有缓解功能，人口调控才能有效，才能为城市转型升级和生态环境恢复赢得时间和/或空间。

更有甚者，天津、河北及周边地区经常感叹“北京吸走了资源和机会。”北京将摆脱其一般职能，这肯定会补充其与周边地区的优势。

当然，这种救济不是简单的企业迁移，也不是污染输出，而是一种调整结构和集体促进区域产业的协调转移模式。

只有修剪掉植物的枝蔓，树干才能长得更强壮。城市也是如此。解决非资本职能并不容易，也很难一蹴而就。解决功能和协调发展“是一件好事，其次是一件困难的事”。从北京的战略定位出发，坚持“控制”和“稀疏”双管齐下，坚持市场和政府的努力，坚持和解与促进同步推进，态度坚定，路径理性。我们可以超越短期利益考量，克服眼前的困难恐惧，抓住化解功能的“牛鼻子”，打造更好的资本

(本文转载自人民日报《人民评论》)